发布时间：2024年08月14日
（《现实主义法学的中国思辨》自序，法律出版社2024年6月出版）
本书虽为评介之书，实为思辨之作。本书研究的主题，乃是作为西方法理学流派之一的现实主义法学，似属于可知可不知之他域知识，然自另一面而言，现实主义法学对理论和实践影响之大不可不引起关注，东学西学，心同理同，尤其就本书所选取的现实主义法学代表人物而言，其论著、其言行、其理想，在今天有特别的意义。将自己对此学派廿载的思考和盘托出，是为思辨之作也。
我对现实主义法学之兴趣始于2002年，期间关注虽偶有中断，但经由法律实务工作，我得以体察办公室律师与公司法务的差异，思考现实主义法学与法律实践之关系，心有所感而待发。转入学界之后，我对现有现实主义法学的研究感到不满意，认为现有的研究仍然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。窃以为，个中原因可能在于，法理学者不研究或鲜有研究部门法（而很多现实主义法学学者是部门法专家），而部门法学者也鲜有动力去研究作为法理学的现实主义法学。我所想做的，是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。这正是我自2003年时就提倡的研究方法。
本书的目的有二个：一是还原现实主义法学的整体面貌；为此，它分别对卢埃林、穆尔、道格拉斯、格林和弗兰克的法律思想予以探讨，并对其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进行揭示，借此呈现现实主义法学的多元性、复杂性和深刻性，从而还原现实主义法学的本真面貌。本书还力图展示这些人物在行动上的独特性，不仅探讨其生平经历，而且涵盖其改革方案与所作所为。二是思考现实主义法学对中国法治和中国理论研究的启示；为此，本书从中国的视角进行思辨，在对这些人物的生平、著述和言行进行讨论的基础上，揭示现实主义法学的贡献与启示。
在方法上，本书一方面兼采法理学、私法学和法制史的研究方法，力图展现现实主义法学的独特之处及其贡献，另一方面采用美术上的“远观”和“近视”的方法，[]不仅将现实主义法学置于其历史语境之下，而且近距离地对各个人物进行较为详细的考察。我认为，“远观”和“近视”的方法对于法学研究有重要借鉴意义，因为它能让我们对现实主义法学有更加具体、直观的认识。
就内容而言，本书涉及法学、哲学、社会学、人类学、统计学、心理学等知识。这是因为现实主义法学倡导跨学科交叉研究。若按法学学科分类，本书涵盖法理学、私法学和法制史三个学科，在具体内容上，则包括法理学、公司法、证券法、破产法、合同法、银行票据法、侵权法等内容。而若就论述的重点而言，则体现为法理学方法论、司法制度、法律教育、案例研究和商法典制定等内容。本书还探索现实主义法学在中国的可能性，并结合现有研究提出建构实践主义法学的初步设想。
我希望，本书不仅能给您带来智识上的享受，而且能让您领略现实主义法学的深刻思想、独特魅力和深远的影响。有观点可能认为这样的介绍没有太多的价值。我想说的是，价值的有无取决于观察的角度。现实主义法学在揭示法律现实、法学方法论和主张理论联系实践方面有重要的贡献。在我看来，对现实主义法学智识方面的探索，可能会带来知识增量。实际上，就研究主题而言，至少在本书杀青付梓之际，在国内尚无专门探讨穆尔、道格拉斯或格林的文章，本书于此当有填漏之功。而对于现实主义法学行动的一面，即使是在西方法学界，相关的探讨也是寥寥无几，本书所做的一些探讨，对于推进现实主义法学研究或许有所助益。
需要向读者诸君说明的是，我对现实主义法学代表人物及其研究做了较多的梳理工作，在进行阐述和论证的过程中，我有意或无意地融入了自己的一些思考，因此，对现实主义法学的此项研究，不是完全客观的，它带有我思考的印记，它是基于中国的视角提出的思辨。在我们这个时代，知识重要还是思想重要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我的想法是，通过知识的研究可以深化思想，而对思想的探索也能增进对知识的认识。
就如同本书的标题所揭示的，法律和法学研究始终是很现实的。对于现实主义法学，需要有一个中国视角的思考。或许，就如卢埃林所言，关键是要“看出新意”。